盗窃作为一种古老的财产犯罪，至今仍是各国刑法打击的重点。其核心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公私财物，且达到法定数额或具备法定情节。法律对盗窃的规制，不仅在于惩处已然之罪，更在于通过明确的构成要件与相应的法律责任，维护社会财产秩序与公民的安全感。
从构成要件分析，盗窃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，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，并积极追求该结果的发生，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。此处的“非法占有”不仅包括将财物据为己有，也包括为第三人非法占有或处分。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。“秘密性”是盗窃区别于抢夺、抢劫等公然夺取型犯罪的关键特征，意指行为人自认为其行为是在财物所有人、保管人未察觉的情况下进行，即使客观上已被他人注意，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如此认知，仍可构成盗窃。行为对象是公私财物，通常为动产且具有经济价值。盗窃行为还需达到“数额较大”的标准或具备“多次盗窃”、“入户盗窃”、“携带凶器盗窃”、“扒窃”等情节，方可入罪。
司法实践中，对盗窃行为的裁量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。首要因素是盗窃数额，这是划分量刑档次的基础依据。根据数额巨大、特别巨大等不同标准，刑罚从管制、拘役直至无期徒刑。其次是犯罪情节，如犯罪动机（系为挥霍、赌博还是解决急迫生活困难）、行为手段（是否采用破坏性手段造成其他损失）、盗窃对象（是否针对救灾、抢险等特定款物）、行为人的事后表现（是否退赃退赔、取得谅解）等。行为人的个人情况，如是否累犯、有无前科、是否未成年人、是否具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，均对最终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社会发展，盗窃的形式不断翻新，给司法认定带来新挑战。例如，盗窃虚拟财产（如游戏装备、数字货币）是否构成犯罪、如何认定数额，曾存在争议。目前司法观点倾向于肯定其财产属性，将非法获取此类财产且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。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密码、复制数据等行为，也可能根据具体情形构成盗窃罪或其他计算机犯罪。
预防与惩治盗窃，需坚持综合治理。一方面，司法机关应精准适用法律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做到罚当其罪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的，可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；对于惯犯、职业犯及造成严重损失的，则应依法从严惩处。另一方面，需加强社会防范体系建设，提升技防、人防水平，并通过法制宣传教育，增强公民的财产保护意识和法律观念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。
法律对盗窃的禁止，本质是对财产权这一基本人权的捍卫。通过明晰的法律规则与审慎的司法实践，旨在构建一个产权明晰、交易安全、救济有效的社会秩序，使每个人都能在法律守护下享有其劳动成果，这亦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所在。